中宏網北京12月15日電  聚焦“‘一帶一路’攜進與全球治理新邏輯”主題，中宏論壇第十場在線研討于12月15日下午舉辦。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上海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沈國兵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了主題發言。

　　沈國兵教授結合實證分析，對“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以來，對沿線國家治理所發生的四個方面（即腐敗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穩定、規則質量等四個維度）積極變化作了“量化”比較和分析，就未來提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傳播力與影響力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議。

　　以下是沈國兵教授發言：

　　第一部分：提升“一帶一路”營商環境

　　第一，新時代背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出“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以高質量供給滿足日益升級的國內市場需求。”并強調“要優化升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體系，深化對內經濟聯系、增加經濟縱深，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也指出，“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據此，新時代下雖然依托國內市場的大循環是重要的，但是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功能，對標國際營商規則著力推進全面開放，加快構建一個要素市場化配置、國內國際競爭有序的統一大市場提升我國供需適配性，這對建設中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至關重要(沈國兵，2020）。在此背景下，本文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的制度質量影響的角度，考量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在營商環境制度質量方面產生的溢出效應。

　　第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統計比較。截至2018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存量高達1727.7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7%，遠高于2003年的4%。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吸收中國海外投資的存量占比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存量增速反而呈現出邊際遞減的趨勢。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存量。來源：2003-2018年《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第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的制度質量。世界銀行的專家Kaufmann和Kraay等開發了“世界治理指標”，從六大維度對一個國家的營商制度質量進行了分解：一是腐敗控制（ControlofCorruption）；二是政府效能（GovernmentEffectiveness）；三是政治穩定（PoliticalStabilityandAbsenceofViolence）；四是規則質量（RegulatoryQuality）；五是法治水平（RuleofLaw）；六是話語權和問責制（VoiceandAccountability）。該制度質量指標數值越大，則表示該國營商環境的制度質量越好。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的制度質量會受到其本身歷史的慣性影響，為此，本文通過使用兩步法系統GMM進行實證分析，重點考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對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營商環境制度質量的影響。在控制了一系列相關控制變量之后，使用GMM模型研究結果發現：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改善了東道國的制度質量。特別是，在腐敗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穩定、規則質量這四個維度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對法制水平也是促進的但不顯著，而對東道國的話語權和問責制度則是負面的，反而呈現出對中國很不利。據此，對于刻意誤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部分西方媒體，需要使用國際規范的語言對其進行批駁，化解陰謀論帶來的負面形象，加強與東道國的溝通協調。

　　第二部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第一，“十三五”期間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展

　　具體來看，“十三五”期間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展如下：

　　（1）中國積極參與和引領G20議程，將綠色金融引入議程，推動G20相關國際規則磋商和制定；

　　（2）積極參與IMF、世界銀行、WTO，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機構進行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穩步推動與經合組織磋商合作；

　　（3）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開創性發行SDR債券，改變了全球儲備貨幣構成；

　　（4）共建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一帶一路”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有力補充了國際貨幣體系；

　　（5）支持WTO繼續加強貿易政策監督機制、完善爭端解決機制，反對保護主義，促進多邊貿易體制包容性發展；

　　（6）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7個自貿區協定。

　　第二，為什么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勢在必行？

　　（1）國際經貿環境惡化，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亟待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2）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霸權地位削弱，外匯市場波動加劇，亟待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3）美歐聯合聲明搞得新的貿易標準體系，將給中國等深度參與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國家構成巨大的風險和挑戰。這需要構建新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來加以規制，防止全球性產業鏈、供應鏈斷供危機。

　　因此，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貿摩擦疊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個別國家以臆想危及其安全為由人為破壞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并制造金融不確定性，使得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得愈發緊迫。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及“十四五”規劃建議均提出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第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方向及中國發揮的作用

　　預期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方向是構建共商共建共享、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具體發揮作用的舉措是：

　　一是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積極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來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談判和改革。

　　二是以深度融入國際一體化大市場為動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三是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四是以錨住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積極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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